张新平 || 回望与坚守:变革时代的校长领导力审思
导读
当前,从变革时代的背景视域审思校长领导力的必要性愈发突出。回望历史,作者从变革时代的普遍性特征、特殊性需要、职业性表现三个维度分析,提出校长亟须提升自身的学习力、领跑力、乐群力。
校长领导力是近些年教育管理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明文定格“校长是履行学校领导与管理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之后,聚焦校长领导力的有关文献成倍增长,校长的课程教学领导力、信息技术领导力、分布变革领导力、道德价值领导力等议题获得持久关注,有关校长领导力的本质特征、作用机制及培养路径等问题也得到广泛探讨。然而,探讨校长领导力问题离不开对时代背景的观照,尤其在变化和挑战风起云涌的今天,更需要我们回望历史、把握现实,更深入地思考校长领导力的变化与坚守。
校长领导力与变革时代并联分析的现实意义
当前有关校长领导力的意涵价值、结构功能、修炼养成等问题的研究,多是在静态封闭的前提假设下展开的。此类研究虽有一定合理性和必要性,但由于校长领导力并非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紧迫待解的办学治校施教之现实问题,因此无论是对校长领导力的理论阐释还是制度构建和培训建设,若缺少与其所处的时代关联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回望,都难以构建起有价值、有深度的校长领导力理论,也很难形成高认可、可行性强的制度框架和培训体系。而如果将校长领导力与变革时代统合考察、并联分析,则能赋予其不同于往常的意涵价值。
实际上,既有的一些校长领导力研究很少主动关联变革时代,即便有个别研究言及变革时代,也多是在日常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词。这类研究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变革时代乃是人人皆知的常识,这种认识阻碍了人们对于变革时代的审思探究。我们之所以要将校长领导力与变革时代并置贯穿讨论,既是因为校长领导力提升离不开与变革时代的共舞,也是因为变革时代作为一个不同的新视域,能使我们对校长领导力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正如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所说,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是由其视域所决定的,视域决定了人们理解事物的广度和深度。“‘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去观看。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1]
从多面向、多维度把握变革时代的重要意涵
从某种意义上讲,变革时代既是一个意涵宽泛的概念,也是意涵模糊、边界漂浮的术词。理解变革时代,离不开对特定时空与言说者意图的关注和诠释。时代总是滚滚向前,变革是常态,稳定不变是非常态,因此当我们言说时代时,发展变革早已内置其中,变革与时代是内在统一的。作为一个通用性概念,变革时代有助于人们从一个长段的相对平稳的大历史中,探究聚焦那些变动不居的关键性要素和根基性力量。进一步讲,相较于时代而言,彰显变革绝对性的变革时代概念不仅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也更便于人们去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在用于观照校长领导力问题时,多面向、多维度的变革时代,就具有了从大小之分、内外之别、远近之异中予以把握的可能。
所谓大小之分,主要是从变革时代的属性作用上展开的分析。大凡从宏观、整体、战略出发所议论的变革时代,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变革时代;而从微观、局部、战术出发述及的变革时代,则是所谓的小变革时代。譬如当我们说今天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这里的时代就是一种大变革时代;而当我们说我国教育正面临教育公平与质量、教育治理与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挑战,而学校标准化建设“维持了教育的‘底线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2]时,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小变革时代。
所谓内外之别,主要是从变革时代的范围领域展开的讨论。大凡探讨的变革时代对象皆在教育活动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我们称其为外变革时代;大凡探讨的变革时代对象均落入教育活动内部,我们则称其为内变革时代。譬如近年来受人关注的有关未来学校发展变革的背景讨论,就可看成是与校长领导力相关的内变革时代。
所谓远近之异,主要是从变革时代的时间之维展开的分析。变革时代并非今天人们独自面对的问题,遥远过去的人们也曾面临相似的问题。譬如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以公元前500年左右为轴心,在短短几个世纪,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多位影响后世发展范式的伟大人物,这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讲的“轴心时代”,它是人类曾经共同经历的一种变革时代,可称为远变革时代。近变革时代则是发生在当下、前后的时代。譬如今天我们常讲的新时代,就是一个充满活力、饱含希冀也面临挑战的变革时代,如今我们正经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我们持有怎样的校长领导力观点,不只由校长领导力本身的性质所决定,我们用来打量校长领导力的视域、分析框架等也在其中发挥着先入为主的定向把控作用。这种视域或分析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放大看清校长领导力的某些方面,但也会造成对校长领导力某些重要方面的遮蔽。“一套由某一种认知意向衍生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看到了’其他的分析框架所不能看到的‘现象’”,但是,“任何一套分析框架都不能够也不可能‘看到’全部的现象”,“即便是同一个客观世界的同一个面相,也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认知意向的角度去观照它。每次不同的观照,都会使它获得一种新的关联,一种新的意义”。[3]而不同面向、不同角度的变革时代理解,能够赋予校长领导力既彼此关联又很不相同的解释。
在历史回望中把握校长领导力的核心指向
1. 基于变革时代普遍性特征的校长学习力
从变革时代的普遍性特征上考察,最重要的校长领导力非学习力莫属。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争斗此起彼伏,唯有学习力才能帮助校长们保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有效应对不确定局面,有力化解冲突对立难题。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为实现礼乐治国的政治理想和恢复社会稳定,孔子办起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似于今天智库性质的孔子学堂,并以培养领导者为宗旨,他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校长。[4]孔子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学习力乃是最为重要的领导者素养的主张。众所周知,《论语》共20篇,开篇即为“学而”,这绝不是偶然的。孔子的亲炙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编撰《论语》过程中,应该是高共识性地认识到孔子所强调的学习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将“学而时习之”选作《论语》的开头第一句。时代总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工作的性质、任务、对象和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没有永世不变的良方妙策能够长久适用,校长只有加强学习,才能避免思想僵化、脱离形势。同时,校长学习主要不是为了获取和占有更多知识,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理解人生存在的价值意义,如此才能真正做好领导工作。
现在不少校长都是学科特级教师出身,有的还获得了正高级教师职称。但有一些校长常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学习思考领导问题,其办学治校领导力很难说是理想的、一流的。现在想来,阻碍校长钻研领导工作规律的一个大的因素,可能来自认知方面。有个别校长可能觉得,学科是专业,是科学,不可缺少学习研究;而学校领导工作则更多来自经验体悟,完全可以无师自通。对此,我觉得有必要重温一下孔子的教导。在孔子看来,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最佳姿态就是始终保持一种“无知”的态度。曾子曾跟随孔子学习了10年,他所撰写的《大学》后来被列入《四书》之首,其中就集中和创造性地阐发了孔子的学习思想。曾子认为,一个有水平、有修养、能力强的领导者一定要向能力弱的人学习,学问广博的一定要向地位低下的学识缺乏的人学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5]曾子所言值得校长们反复琢磨体会。
校长增强学习力的方法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强烈的学习兴趣,争做好学者和乐学者。现在一些校长一提读书,就讲他原来所学的学科专业书籍,而对如何做好一名称职校长的领导类著作却提不起兴趣。导致这种窘境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也与路径依赖和缺少探索新领域的勇气不无关系。在这方面,孔子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论语》中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6]在孔子看来,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然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7]当然,好问还得善学。在知识爆炸、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是否善于学习还关涉学习的效率和成效。善学善问,必然带来领导工作的事半功倍。
2. 基于变革时代特殊性需要的校长领跑力
从变革时代的特殊性需要考察,最急迫的校长领导力非领跑力莫属。对于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当前最为急迫面对的莫过于全球化发展的挑战。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游离者、被动者、被排挤者,“先是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尔后成为推动者,进而又成为引领者”。[8]对现代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全面参与和积极推进全球化业已成为现代中国必须面对的最为重要的事件。
变革时代的这种全球化境遇,对担负办学治校角色的校长提出了新要求。所谓校长领跑力,就是指校长要在顺应全球化的大势中,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其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勇做推动教育转型和学校变革的排头兵,要在人才培养观念转变、教育内容调整、育人方式变革等方面敢于担责,为学校教育高质量地服务于全球化竞争提供人才、智力支持。从领跑力的角度看,校长领导力无非就是校长个人和领导团队的示范力,即当困难困惑、矛盾冲突来临时,校长能够身先士卒,不推诿、不逃避。子路曾请教孔子何谓为官之道,孔子说,“先之,劳之”。子路进一步求教还需注意哪些问题,孔子又说,“无倦”。[9]可见孔子眼中的领跑力即处处走在前头,做事任劳任怨,而且始终保持与职业倦怠无缘。
变革时代的校长领跑力还体现为一种眼界、境界和斗争力。校长作为办学治校的专业领导者,眼界、境界本来就要比一般人更高更远。校长要把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教学和育人工作与区域、国家及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既能看到这些工作之间的分别差异,又能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此才能更好地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担。此外,鉴于人类正在遭遇反全球化势力的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横行,这就要求教育活动必须将勇敢精神、勇敢意识的培养科学地嵌入进来,而这一切均有赖于校长自身的“勇者不惧”。只有校长率先有了斗争力,才能在学生身上培养起斗争力。正如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要“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如此才能更好地“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0]
3. 基于变革时代职业性表现的校长乐群力
从变革时代的职业性表现考察,最不可缺少的校长领导力非乐群力莫属。乐群即合群,就是今天所讲的协同合作、同干共创。孟子曾对乐群之于领导工作的重要性给予过极高评价,如他曾评讲我国远古时期的一位卓越领导者虞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11]对于校长而言,乐群就是其自身秉持的与师生、同事共创互享的信念及为人处世的德行。乐群力,就是由合群性强弱、好坏而生发出来的影响力。乐群力要求校长在领导工作中要讲合作,要特别重视发挥团队在办学治校中的作用。校长一个人再有本事、干得再好,也很难独自支撑学校长久发展,只有学会和习惯与大家、与集体一道工作,与师生员工一起互动共创,才可能行稳致远,学校运行才会充满活力。
在今天这个变革时代,乐群力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个时代的工作性质、方式以及人生存的意义都在发生变化。在工业时代,个体人的价值被无限突显,好像只有从群体中独立出来的个人才配拥有主体性。每个人所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竞技场,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目标都是以战胜对手为追求;每个人的快乐、痛苦、满足或失望,都在于能否在比拼中获得冠军、摘得奖牌。与之相适应,相关的评价制度也是瞄准个人的。尽管人们大多数的工作活动是在其他人配合、支持下开展和完成的,但相关的奖惩制度却热衷于将全部功过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人身上,这种评价激励机制进一步放大了个人主义倾向。而在后工业时代,人们从思想到行动越来越相互依赖,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是在相互联结、彼此接纳和欣赏中得以实现的,因此原来在工业时代被视为无力无用的“依赖”“附属”等品质理应成为人们推崇的美德。
回归教育领域,工业时代的职业观念是奠基在个人单干获利的根基上的,与之相对应的那些发生在学校场域的校长领导,也是以突出校长的个人魅力和个体重要性为目标。到了后工业时代,互联网和以现代高铁运输为标志的交通体系把那些看似互不相干的人们更广泛地串联起来,社会就像一张大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都在有线无线的彼此关联中。因此,领导工作本质上是在关联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再有本事的领导者,如果离开属下的追随和支持,也难以施展才华。恰如当代社会建构论的最重要阐释者格根所说,“从关系的立场看,个人主义的观点根本就是错的。被我们归于优秀领导人的任何一种品质都无法独立存在。独自一人不可能‘善于启发’‘富有远见’‘谦逊’或‘随和’。这些品质都是联合行动过程的产物,在其中他人的肯定不可或缺”。[12]
乐群力是变革时代职业性发生新变化而对校长领导提出的新要求。如果说学科教学主要是靠教师个人的勤奋努力,那么校长领导的成功则取决于他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和为学校发展做出的贡献。从本质上看,校长乐群力受制于校长对于领导工作的认识,受制于他是否愿意为师生发展和学校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受制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个人成名成家的“贪念”。庄子讲过人们常常受到“贪多、贪婪、执拗和自负”[13]祸患的影响,这四种祸患对乐群力的破坏性无疑是巨大的。孔子也特别提醒年长者更要防止贪得无厌,为此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14]中小学校长特别是正职校长,多是在中年以后获取这一职务的,这时牢记孔子的戒得教导,少获取、多付出,多为同事、师生、学校做些有意义的事,领悟老子所说的“少则得,多则惑”[15]的道理,对于端正领导态度、提升领导境界,争做一位健康向上、有所作为的校长,应该会有助益。
参考文献:
[1]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88.
[2] 张新平,佘林茂,等.新时代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中国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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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语·公冶长[M]//何亚辉.四书五经(第一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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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孟子·公孙丑上[M]//何亚辉.四书五经(第二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357.
[12] 肯尼斯·J·格根.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M].杨莉萍,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340.
[13] 庄周.庄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538.
[14] 论语·季氏[M]//何亚辉.四书五经(第一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193.
[15] 老子.道德经[M].张景,张松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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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管理》2023年第3期 · 本刊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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